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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球吧体育翻遍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学》，也无法给这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找到一个哪怕是象征性解释的理由，这似乎意味着一个极具讽刺的事实，——就在斯蒂格利兹埋头撰写《经济学》的同时，世界经济正在与他的预期背道而驰。在斯蒂格利兹这部宏篇巨著中，我们找不见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名字，找不见金融服务业和金融衍生品，找不见信息产业的踪迹，找不见硅谷，找不见巨无霸的美国文化产业，找不见NBA，找不见好莱坞，找不见美国一嗓值百万的歌星，找不见哈利波特，找不见吉尼斯大世界，找不见美国的高尔夫球协会，找不见事实上存在的而且是规模巨大的美国司法产业、吸毒产业、卖淫产业和博彩产业……

　　这些各具特色又奇形怪状的产业，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近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思维和行为，怎样程度的影响着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即便建设性的意见斯蒂格利兹都没有提出。所以我们既无法确切知道美国经济的真正模式，更无从知道这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美国式的经济行为，究竟要把我们带往哪里？是要给我们带来幸福，还是要把我们推向深渊？是要让人类共同富裕，还是要把人类一同毁灭？

　　倒是悲观主义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尽管莱维·巴特拉的分析并不全面，也不那么精准，但他的忧虑的确不无道理。1987年莱维·巴特拉发表了《1990年大萧条》，这本书的文字有限，却轰动了整个美国，并引起国际经济界的广泛注意。《1990年大萧条》有两个观点值得关注，一是借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根据社会周期率的普遍规律，分析和指出了经济活动与社会变化两者间的密切关系。他首先指出，社会周期率是客观存在，“财富与权力的显赫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移，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社会的周期性运动。”然后他根据历史事实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支配阶级居于社会上层的时间至少占那一时代的三分之二。”这实际上等于说，支配阶级毫无节制的敛财，最终必将被被支配阶级推翻，进而以支配阶级的面貌现身历史舞台，然后是历史的周而复始。第二个值得注意的观点是——货币扩张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总根源。莱维·巴特拉在书中以图表的形式，非常直观的分析了自1770——1990年美国货币发行量增长与美国历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因果关系。在200年的时间里，美国10年货币增长率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个历史峰值，美国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的间隔大体上也是30年，这不是巧合，因为每一次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就发生在那个历史峰值出现后不久。

　　比莱维·巴特拉更具体、更坦率批评美国经济神话的，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盛田昭夫不留丝毫情面的指出：“在美国，人们通过金钱游戏或兼并一类的方法，把资金倒腾一下，就会发大财。自己不去制造使用东西，只是摆弄金钱，舒舒服服的发财，并美其名曰‘后工业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坐吃山空，早晚有一天美国经济要变成空壳。”让盛田昭夫不幸而言中。盛田昭夫说这番线年时间，就彻底应验了。当时的美国人并不服气，随后写了一本书《美国不许日本说不！》。在这本书里，美国人大谈特淡第三次浪潮、无烟工业，以教师爷的口吻教训日本，日本要更新观念，要用全新的视角看未来世界，千万不要有了点成绩就翘尾巴，要继续像小学生那样，虔诚的崇拜美国，虚心的学习美国经验，不要说“不”，这是不好的心态，要继续说“是”、说“yes”、说“嘿”。

　　实践至少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今天的美国人，如果重新翻开《日本可以说不！》，哑口无言之余，是无尽的酸楚和悔恨。事实上提醒和批评美国的声音不仅来自日本，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在他的《西方战略》一书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告诫美国人，“美国目前向外国债主支付的纯利息和他向外国投资者支付的利润，数目比他自身在国外获取的利息、利润还多。如果美国不调整他的政策，他将不可挽回的没落，并影响世界经济，造成全面衰退。”其中非常值得玩味的，是施密特没有使用“衰落”一词，而是使用了“没落”这样的词汇，看到这个词汇，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马克思，他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一点不错，光明耀眼，正是他死亡的征兆。

　　沿着引发美国金融危机的藤蔓我们上朔，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之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必然联系。因为正是这次石油危机，才造成了美国人用以思考经济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自那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社会便开始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制造业整体性的外迁，经济逐渐呈现出服务化、信息化、娱乐化、概念化特征。之所以有这个变化，是因为油价的暴涨极大的增加了制造业产品的成本（这个问题将在后边单独分析），这让美国人认识到，制造业是个很不划算的生意，投入大、周期长、耗时费力但利润却很低。相比制造业这种受累不讨好的生意，服务产业如证券业、信息产业如网络、卫星中继业务、娱乐产业如NBA、概念产业如金融衍生品，只需消耗很少一点资源甚或根本就不需要资源消耗，也没有运输成本，只要通过卫星和互联网把信息传输出去，白花花的银子就滚滚而来。这种经济行为，盛田昭夫称之为“象征经济”。

　　美国从来就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国家，一经尝到“象征经济”的甜头，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就被彻底征服了，随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工业的计划和部署，确定了17项需要加速商品化的新技术，22项重点开发的高新技术，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先进技术计划》，《美国技术政策蓝皮书》、《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 这实际上是一种指导经济发展的新的哲学理念，曾经席卷世界的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事实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那以后，根据美国人的观点以及美国社会美国经济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人们越来越相信，农业、工业制造业都已经变成了夕阳产业，在21世纪必将被人类所抛弃，谁能跟上并主宰“第三次浪潮”，谁就拥有了在世界上的绝对发言权。时至今日，当年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次浪潮”，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根本模式，然而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被美国人美轮美奂的描述打动了，尤其是中国社会，仿佛有一种被开除“球”籍的自卑。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按照美国人当时的说法，美国经济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美国人骄傲的称之为“世纪现象”。在围绕有关谁来引领21世纪的争论中，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美国依靠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稳健而富有活力的金融产业、依靠符合市场机制的产业兼并、依靠经济增长的高质和高效，至少在21世纪的前半叶可以独占鳌头。然而同时我们却发现，就在美国开足舆论机器向全世界宣传第三次浪潮的时候，他真正关心是怎样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为此美国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打击和征服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国，包括格林纳达、海地、巴拿马这样的芝麻粒，都能劳驾美国政府大动牛刀，而1989年以后，美国政府用兵的规模更是越来越大。

　　动辄以武力解决，美国政府究竟为了什么？这自然要跟美国的文化产业扯上关系。美国的文化市场很早就存在，但文化真正变成一种产业则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约翰·奈斯比特在《影响未来的十大趋势》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几年前，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决定放弃日益衰落的制造业，以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作为当地经济的支柱，该市并没有举办重大体育活动的特许权，也没有获得这种特许的前景，但市官员们孤注一掷，投资8500万美元修建了一座6100个座位的印第安纳·胡齐尔体育场。……这次冒险获得了成功，印第安纳波利斯靠着这座体育场和向球队老板补贴银行利息付款的许诺，把原巴尔德莫‘小雄马’队成功的拉了过来。”这之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又相继修建了大型的游泳馆、田径馆、自行车场馆以及一座容有24块网球场的竞技场。

　　除体育外，好莱坞（视听产业）和图书业也是美国GDP的重要来源。文化产业直接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在80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就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一份可靠的资料说，在纽约市，能与华尔街的经济效益和经济规模相抗衡的只有文化产业。显而易见，这是美国极力向全球推销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的唯一原因，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是否真就如美国人认为的那么好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十个中国人喜欢美国文化，这些人对美国文化的消费就可以让一个美国人食住无忧，当今中国至少有两亿人在消费美国文化，也就是说，至少有2000万美国人因此而成为直接受益者。有了这个分析，美国政府不惜动用军舰、飞机和导弹推销美国文化的秘密也就天下大白了，因为美国文化养活着美国人。

　　推销美国价值观是美国的另一大生财之道。我们知道，美国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美国政治和法律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论，如果美国价值观得到全世界认可，美国的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就可以向外发展。至今没有一本书详细的阐述过美国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因为那是些除了天知地知就是你知我知的秘密，游说产业和咨询产业跟吸毒、卖淫、赌博产业共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五大污点，文明的背后，是赤裸裸的政治分赃和损人利己。美国咨询行业的高参们就像中国大多数律师，与罪犯同流合污甚至教唆犯罪。一份公开的资料说，美国咨询产业的年营业额高达700亿美元，但有人分析，灰色的部分可能是这个数额的十倍。从克林顿竞选顾问迪克·莫里斯身上我们足以一窥这两大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迪克·莫里斯出手阔绰、一掷千金，就连身为房地产业高级顾问的他的父亲都望尘莫及。

　　最近20年美国的游说公司和咨询公司在全世界风生水起，炙手可热兼财源滚滚，在中国也是大获丰收。与这两种产业有异曲同工之美妙，美国司法产业也是暴利惊人，有的律师提供一分钟服务就要几十上百美元。美国律师比中国的公共厕所还要多，全美国大概有110万律师，平均每350人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律师平均年收入10——20万美元。从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如果个人年收入总额是110——220亿美元，那么那些大小小的律师事务所的年收入总额至少不低于这个数额的十倍。美国价值观简单的说就是律师加竞选，假如美国价值观能在全世界普及，无疑会成为推动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

　　纵观最近30年的世界经济，无论欧洲、日本还是中国，都是为美国经济、美国政府、美国人做嫁衣。美国手中有十二宝，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二是8000吨黄金贮备，三是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四是美国出产经济学上帝，五是有一个企业性质的美联储，六是有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三位一体的金融大鳄，七是美国有人莫能及的优秀文化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价值观，八是有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九是只有美国才能制定游戏规则，十是国际认证机构只有美国的最有权威性，十一是美国人控制着互联网，十二是超级强大的美国军事实力。

　　这12宝就是美国手里的12张牌。有时候，某张牌看起来很滥，但只要与其它牌组合使用，就会变成一张好牌。譬如美元贬值会降低美国人的国际购买力，这对进口和消费大国无疑是极端不利的，但美国可以借机以很高的价格抛售黄金，既可以从黄金交易中狠赚一笔，又能有效地回收美元。美国回收美元，一方面可以增加美国手里的货币，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别人手里的货币，一正一负，美国从中赚了双倍。同时市场上流通的美元减少了，美元自然又坚挺起来，而金价必然走低，于是美国回过头来，在以低价吃进黄金。假如想让效果更好一点，组合牌多出几张就是了，金融炒家、经济学家、美联储从旁一配合，那就做的天衣无缝了。这就是美国和美国人敢于花钱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有这12张牌在，美国人可以什么都不干，只要创新理论研究出一些新经济概念，然后推销给全世界就足够了。耐人足够寻味的是，这一切，斯蒂格利兹在他长达百万字的《经济学》中只字未提。

　　1973年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了35%，美国是石油进口国，这种跳跃式的价格上涨，让美国一夜之间增加了1000多万穷人。在1970年代的美国，存在着四个阶层，富人、白领、蓝领、无业穷人，其中蓝领阶层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60%，蓝领阶层其实只是个泛称，这个阶层内部按收入分高、中、低三个档次，高级的技师属于蓝领中的高收入阶层，这种工人知道在那里划圈，划个圈只值一美元，但知道在那里划圈值9999美元；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占中间，普通工人比如流水线上负责组装的工人都是低收入者，油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损害最大，一觉醒来后他们发现，平时买得起的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已经接近昨天那些高档消费品的价格。

　　1967以后的美国，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一直并存，美国的失业率乘美国的人口基数，恰好等于美国穷人的人数，大致上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0%左右。但有工作的普通蓝领工人生活大体还过得去，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货币扩张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了物价上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通货膨胀是一种惯性，这是凯恩斯的一大发明，目的是为了制造需求拉动增长的效果。这种通货膨胀也可以称作温和的通货膨胀，两种因素相互一抵消，工人们多少还有一点赚头。但如果不加遏制，任由这种通胀持续下去，也是非常可怕的，美国恰恰就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通胀增长率连续两年以1.1%以上的递增率上涨，1967年通胀率是3.1%，其后三年依序是4.2%、5.5%、5.7%。为了遏制这种恐怖的上涨势头，1971年8月尼克松冻结了美国工资和物价，虽然这种来自政府的干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能持续干预下去，美国是市场经济，所以三个月后，这种冻结就结束了。自那以后，物价增长率持续走高，不过1972年总体上还算可以，物价增长率一直维持在6%附近。

　　到了1974年情况大变，物价增长率骤然突破两位数，达到了空前的11%。美国的普通工人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灾难，工资绝对收入是在增加，但相对收入却一直在下降，到1989年，美国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已经较1972年下降了30%。这个阶段，美国家庭收入所以没有下降，进而还有所上升，主要是因为妇女已经成为劳动力队伍中更加活跃的成分。美国妇女之所以变成劳动大军，既不能归功于妇女解放，也不是女权主义争取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给女性提供了就业和展示女性才干的前景广阔的市场。在1975年——1985年，十年间美国新增加的产业中，有2/3的岗位被女性所占据。到1985年全美国就业妇女高达5000万人，约占16周岁以上有工作能力女性人数的53%，占全美就业总人数的45%。

　　女性的高就业率说明，从1975——1985年，悄然间，美国完成了经济转型，而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显然更适合女性参与。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应该说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石油虽然还强烈的影响着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生活，但更多的是影响着美国人出行的方式，美国产品则已经进入到后石油或后工业化时代。

　　为了把这个问题分析的更加全面具体，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产品的成本问题。

　　2、 劳动力使用费用（工人工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抚恤金即中国的养老保险）

　　企业家对运输费的理解是孤立的。比方说一把不锈钢勺子，企业家家眼中的运输费就是原材料采购到进入生产厂家这个过程。这种计算方法显然忽略了物流宏观上的运输成本，也就是整个国家为了生产勺子付出的全部运输费用。从国家的角度讲，这把勺子的运输费用应该包括这样几个环节：一、矿石从矿山拉到冶炼厂的运费，这种运费是双向的，送货时满载而去，回来时空车，运费显然不能只计算单程。二、矿石冶炼成钢坯以后拉到勺子制造厂的费用，一般的来说，这种运费也是双向的。三、从勺子制造长到商场的运费，这种运费一般是单程的。

　　我们知道，现代物流业中，运输工具的不同，运输成本也不同，但国际贸易一般都属于综合运输，铁路、公路、海洋或航空。由于分析模式的不同，世界各国对物流成本的计算结果也各不相同，英国的分析是，各种物流费用平均占货价总额的14.8%；美国的认为是在10——32%之间；中国*分析的结果最高，一般商品物流成本占商品总成本50%～60%以上。从商品物流成本中可以窥见世界各国产业上下游整合的力度，英国的整合应该是最好的，从矿石到产品最后定型一条龙生产下来，节省了大量的运输成本，中国的整合力度最小，不同的产业各自为政，不同阶段的产品运过来运过去，浪费了大量的运输成本。不过从中国的分析中，却暴露了运输成本的秘密，商品的成本中有50%～60%来自运输环节，如果再加入其它成本费用，制造业所创造的那点利润与它自身的付出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低工资、低效益，这就是高油价给制造业带来的最终结果。美国是市场经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这种极不划算的地买卖，资本家当然不会去做。有人可能会认为，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可以相应降低生产成本，但对那些简单的产品而言，科技潜力不是无限的。这意味着，即便美国科技实力强大，它也不能无限的降低这些简单产品的成本，而要想改变高油价带来的负面效果，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制造业另辟蹊径。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经济走上了一条铁路带动的道路，建一座车站富一个村镇，修一条铁路富百万人家。铁路对美国城市的兴起、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美国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的著作《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有非常具体的交待，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次两次经济腾飞，第一次出现在1815——1850年，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业大发展为带动；第二次出现的时间在1843——1870年，修建铁路带动北方工业起飞，美国的重工业就是在这里和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钢都”匹兹堡、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等城市群构成了美国钢铁工业产业带，而克利夫兰、休斯敦、宾夕法尼亚等城市则构成了美国石油工业产业带。

　　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是美国内陆石油资源告竭，石油依赖进口，价格上远远高于国产石油，铁路收益迅速下降。同时也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业的兴起，铁路运输在货运市场上所占份额由1820年代的75%下降到1970年代的35%，实际上这个时期美国铁路是在亏本运行，同一时期英国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英美两国采取的策略也大致相同，——铁路国有化。美国比英国的步子迈得更大，有些铁路干脆就拆除了。

　　无论从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上说，美国经济都面临着转型，因为旧有的经济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世界形势的需要。正如目前美国经济再次面临转型需要，新上台的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强硬野蛮的对外战略，当年的*尼*克*松*也*开*始*了*温*和*外*交，一是*在*军*事*上*迅*速*收*缩，摆*脱*越*南*战*场*这个吞*噬*美*元的*老*虎*机；二是谋划经济转型，彻底摆脱经济上受制于石油的被动局面；三是进*行*政*治*改*革，安*抚和稳*定*国*内*劳*工*阶*层*日*益*不*满的泄*愤情绪。尼克松*是*共*和*党*人，他代表着*美*国*大*资*本*家、大*农*场*主*和*大*多*数*白人的利益，但是面对严*峻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他心里非常清楚，共*和*党*人除非经受改*革和开*放的阵痛，否则必将被美国*选*民抛弃。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经济一直经历着大规模的转型，在1870年，美国有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了1960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力只有10%，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而这也正是美国农副产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之一。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1975年开始，美国经济又开始了一次具有反传统理念意义的转型，这次转型经历了20年之久，其突出特征是这种新型的经济模式与传统的经济续理念相背离，主要具有五大特征：服务化、信息化、娱乐化、概念化、高科技化。2007年法制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大学有十大新兴的热门专业，居首位的新闻媒体，排第二位的生物工程，第三是有机农业，第四是国土全专业，第五是网络商业和网络市场专业，第六是电脑游戏设计专业，第七是法律财会专业，第八位是人机互动专业，第九位和第十位分别是社会与环境和超微工程专业。这十大热门专业，虽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但也足够说明问题，美国显然是在追求一种成本极低甚或不需要成本的收益模式。

　　油价上涨的脚步并没停下来，它像脱缰野马，一路狂奔，到1974年底，油价已经上涨了三倍。进口同多样的石油，1973年美国只要80亿美元，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340亿美元。以下几组数字说明，随着油价提高，美国贸易逆差也在上涨：

　　1973年第三季度油价3.01美元/桶，到了1979年第三季度，油价已经涨到21美元/桶，平均一下，油价每上涨一倍，美国贸易逆差就翻一番。

　　油价暴涨，耗尽了美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1975年到1978年，美国出口总额增长不到24%，进口总额却急剧上升，超过了72%。从这一期间开始，美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几个显著变化：

　　1、 美国对外出口越来越依赖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美国国内甚至期待出现“中国贸易热潮”。

　　2、 美国从发达国家的进口锐减，从67%降至54%，同期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由33%剧增到45%。日本是个例外，对美国出口由11%增加到13%。

　　4、 美国农业出口下降了20%，以不变价值的美元计算，农业出口一直占美国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农业出口的巨大下降，是美国不能承受的。为了平息国内农民（大农场主）的愤怒，为此美国不得不向苏联大量出口谷物，最高一年，出口苏联的谷物高达17亿美元。这让农业屡屡歉收的苏联兴高采烈。

　　但同时我们看到，美国农业出口额的下降，并没有使美国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降下来，相反，美国国内农副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持续数年的干旱加冬天里的暴风雪，让美国西部的农场集体破产，但奇怪的是，美国国内的农副产品价格却低得没发形容。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东部的大农场主为了兼并西部的小农业主，雪上加霜，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进农副产品，彻底击垮了西部的小农业主。然后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他们的农牧场。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情况变了，大农场主们已经垄断了美国农牧业，所以他们就选择了相反的做法——涨价。由这里，美式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良知让人一眼望到了头。针对这个现象，乔治·P·舒尔茨是这样说的：“有见识的企业家，应该把爱国主义与利己主义两种动机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使一个在经济上独立的美国人为他的祖国服务。”这话是说给美国企业家的，但对中国企业家应该同样适用。

　　油价上涨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形容的，在亚洲，美国失去了越南和伊朗，为此不得不交好中国大陆而放弃它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在拉丁美洲，它一度想改善美古关系；在非洲，除南非外，苏联几乎全面接管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翻开世界政治版图我们会发现，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间，正是美国在全球全面退缩苏联全面进攻的时代。

　　事实上，进入197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停滞不前，昏庸无能的勃列日涅夫就像个超级败家子，坐吃山空式的消耗着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创下的那份巨大的家业。自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轻工业品就没有换过型，老式的洗衣机如果不看着点，可以从厅堂一路颠簸着跑到庭院，苏联的小汽车甚至不如波兰的更先进。然而油价暴涨却帮了苏联的大忙，这让苏联有实力与美国竞争，同时苏联还向国际市场抛售了300吨黄金，苏联资金的第三个来源是向美国和西欧借债，总额高达200亿美元。苏联的做法跟今日美国对付中国的策略是完全一样的，用你的钱买你的东西，同时恐吓和威胁你。但美国这位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业绩上远远的超越了老师。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苏联人当时散布他们陷入燃料危机的说法是个巨大的骗局，目的是为了制造石油短缺的假象，然后渔翁得利。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就不缺乏燃料，缺乏的是运力。但苏联谎说石油生产已达极限，被迫减少出口，这就逼着东欧各国必须到国际石油市场上寻找出路，从而导致国际石油市场的短缺形势更为严峻。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对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这些骗局屡屡得手，一是要归功于无所不能、无孔不入的克格勃。二是要归功于以色列，以色列在中东给美国大帮倒忙，从而导致了石油危机。三是要归功于苏联强大无比的宣传机器。

　　塔斯社的宣传并非都是夸张，这就好比后来的对华广播一样，有些是假的，但至少有一半是真的，假的虽然不可信，但真的那一部分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当真的发酵后，假的便也变成了真的。正因此，当时的美国政府和美国资本家们恨透了塔斯社，甚至超过了对SS20的敌视。

　　1945年，美国作家克莱尔·德勒克发表了《黑色的都市》一书，书中对芝加哥南部地区贫困阶层的生活状态做了详尽的描述，但那个时候，贫苦者并非一无所有，那里繁华扑面，街道两旁商店、饭店、银行、教堂、医院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南方的黑人把这里视为天堂，不远千里离开密西西比河来这里寻找生活，由此让这里变成了“美国黑人的首都”。不错，黑人们生活的并不好，但大多数黑人都能找到工作，当时人们形容说，在美国最有希望看到种族和解的地方，就是这里。

　　石油危机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对黑人来说，曾经繁华如梦的乐园，一下子变成了地狱。钢厂和肉类加工厂集体倒闭，中产阶层纷纷离开这里，留下来的是脸上写着绝望与愤怒的黑人。芝加哥黑人区的十个社区中，有八个社区的贫困率超过了45%，其中三个社会区则超过了60%，25岁——35岁的男性黑人，半数以上要么没有工作，要么挣钱极少。

　　不能不承认，1970年代的美国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但如果因此就认为黑人的这种贫困就是种族歧视造成的，显然有失公允。然而，由于塔斯社挑拨离间式的煽风点火，严重误导了美国黑人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当然，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们的言论也过于负面。这样两种因素一经结合，阶级矛盾就变成了种族矛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时代，伴着黑人争主权要民权运动的，是美国左翼领导的规模浩大的反战运动、、女权运动、绿色和平运动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岁月的美国总统，的确让人同情，内忧外患无论那一样都能让人精神分裂。

　　美国社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1978年谈球吧体育，美国黑人社会学家威廉·朱莉乌斯·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学论著《下降中的种族意义》，这本书中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威尔逊认为，美国黑人贫困问题的根源，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个经济问题。他在书中说：“迅速变化着的全球经济，使得重工业中的大量低技术职位从城市中心消失，造成这些地区广泛的失业现象。”威尔逊说对了，不过他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出自哪里。回答很简单，就出在油价暴涨上，油价的暴涨，推高了工业制品的运费。由于美国经济奉行凯恩斯货币扩张主义，从1960年代开始，劳动力价格和物价就一直在保持同步上涨，产品本身的利润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这意味着，1960年代的美国虽然是出口型经济，但制造业的利润并不高，情形大致类似于今天中国的企业，主要是靠薄利多销赚取利润。1970年代的美国，污染程度仅次于英国，污染程度每年增加9%，水源几乎全部受到污染。但美国环境统计署的数据显示，只有81家企业被关闭。同一时期，西德企业开始认真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英国的泰晤士河已经变成油河、臭河，西德的企业却正在为污染的村庄作整体搬迁，这家露天矿业公司因为重建村庄，受到了联合国的奖励。

　　油价成倍数的上涨，让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利润空间彻底消失了，线年以后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含有大量的国家补贴，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要从苏联换取硬通货，二是为了那些企业生存的必需。

　　在经济社会中，经济行为中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即主角、配角、丑角。主角是农业、工业制造业、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配角是文学艺术、体育健身、新闻传媒、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司法、通讯、科研、军队、政府办公等等。丑角是赌博、卖淫、贩毒、走私、地下工厂、权钱交易、偷盗、抢劫等。主角是支柱型经济，配角是服务型经济，丑角是灰色或地下经济，丑角更多的是服务性质，提供特殊服务，所以在这里称之为特服型经济。用一个图表表示：

　　图中内圆的蓝色部分是经济行为的主角，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这种经济行为就是支柱型经济。中间绿色的园圈是服务于经济的配角，为国民经济提供服务的，这种经济行为就是服务型经济。外圆灰色的部分是经济行为的丑角，是特服型经济，这种经济行为属于地下经济。一般的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国家，特服经济的规模占GDP的10——15%；支柱型经济的规模占GDP的50——55%；服务型经济的规模占GDP的30——40%。但是，在编制预算、决算或计算GDP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承认特服经济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个规模巨大的10——15%就不考虑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特服经济对社会具有巨大的破坏价值，在创造GDP的同时，也在毁灭着人类几千年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不能认为一个吸毒者在医院治疗的过程是在创造经济效益，不能认为黑社会消费是对GDP的贡献，不能认为黑社会老大的捐款对社会是有益的。否则就等于认为汶川地震、长江发大水是刺激经济发展。

　　经济学必须考虑两种因素，即现实和历史。合格的经济学家必须高瞻远瞩，眼光要顾及大的时空背景，不能只盯着10年20年30年的得失，对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来说，百年的收益都不能作为经济学分析经济的凭据，因为，前一个一百年里的收益，没准正是后一个一百年要交的学费，回顾历史上的经验，那些伟大的王朝，所以在百年后走向衰败，原因就在于他们在这一百年里陶醉于眼前的繁华，把他们管理社会和聚敛财富的模式逐渐的推向极端化。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是可以一劳永逸的，但他们不知道，这是在给子孙挖掘坟墓。对历史而言，百年只是匆匆一瞬，当他们享受完人生走进富丽堂皇的天堂，子孙却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次中等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可以耗尽一个王朝的百年积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但让这个王朝创造的所有财富化为灰烬，同时还将毁灭人类几千年时间里创造的许多财富。以黄巾军起义为例，在这次起义爆发前，东汉有人口5400万人，到了三国局面形成时，整个国家人口只有800万人。仅人口损失一项就足以说明，第一、汉民族四百年里付出的努力付之东流；第二、这种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循环：毁灭→恢复→繁荣→破坏→毁灭……，第三、说明一或二百年里的成功经验不能作为构建某种社会或经济分析模型的数据。

　　美国社会和经济演变过程的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案例，美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全世界是少见的，当年为了开发西部，他们拖家带口，像原始人那样上演了一场人类现代史上规模浩大的迁徙运动。美国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1929年一夜之间，他们创造的财富就损失了三分之一，到1933年初，美国有半数银行倒闭，13万家企业破产，1300万人完全失业。从北美战争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也不到100万人，但一次经济危机，就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既然如此，何必当初，面对这个结果，人类必须要问：人类发展经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繁华与衰败更替，还是为了生与死的轮回——先大规模生出来，然后大规模饿死。显然都不是，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彻底摆脱蛮荒和原始造成的疾病、争杀、饥饿，是为了让全人类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居所，夏避高温，冬防严寒。

　　谈人权，首先是生命权和生存权，生命权和生存权不仅仅是免予被杀戮的权利，还有得到工作和免于饥饿的权利，如果这两项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每隔百十年社会或经济发展就从其自身内部孕育出一场大规模的饥饿事件，就要让数以万计的人饿死、冻死、病死，这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与昼伏夜出的吃人恶魔何异？这个恶魔白天显露出人性的一面，美丽多姿，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到了夜晚，就露出血腥和吃人的狰狞，从性质上说，资本主义与《西游记》中的女妖怪没有任何区别，必须让她死亡。

　　按照哲学家们的理解，人是地球的精灵，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感受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迪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他只说对了一个方面，“我在”不仅仅因为“我思”，更因为“我”能够感知到“我思”，也就是说“我思”必须知道“‘我思’亦即我在思考着”，离开前一个限制性的“我思”，迪卡尔的“我思”就会变成猴子、大象这些具有一点点思维能力的动物们的“我思”，而这种“我思”是无法感受到自我存在的。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更为透彻，这里不妨累赘几句：——人类逻辑思维或曰认知自己的起源从镜像开始。

　　8——9个月大的婴儿，并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看到的那个影像，是一个跟自己同样大小的玩伴。这个时期的婴儿，面对自己影像时的表现，跟鹦鹉、猕猴、小猫小狗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费尽千辛万苦还不能触摸到那个玩伴，他们就会着爬到镜子的背面去寻找。这个时期的婴儿，已经有了实体观念，能够凭借简单的直觉分析镜像，虽然他们并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像。

　　婴儿长到10——11个月，母亲梳妆时会惊讶的时候，梳妆台上的婴儿已经有了逻辑思维能力，他（她）表情复杂、眼神迷离、疑惑，忽而回头观察真实的妈妈、忽而观察镜子里的妈妈。这样的观察和思考通常要持续几周时间，直到有一天，他（她）对着镜子里的妈妈笑了，俯过身去，在镜子上留下一个个涎水吻。叫你如何欣喜：天啊！他（她）已经能分辨出影像和实像了。说话早的婴儿，会对这镜子不断地呼唤“妈妈”。另一个变化是，他（她）不再把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当成玩伴了，发现这个秘密会给他（她）带来短暂的兴趣，但仅仅维持几天，就不再做任何理会。

　　能够认识自己的影像，看似是人生的一小步，实际上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一个从类人到人类的质的飞跃。现古学的发现证实，人类进化史可能长于200万年，但人类进化出认识自己的能力则可能是最近十万多年以前的事。在这之前漫长的历史年代，茹毛饮血的人类虽然与水为邻，但他们却一直不知道那水中的影子就是自己，他们认为那是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所以在他们伏下身子喝水的时候，首先要搅碎水里的影子，以防备在他喝水的时候，受到那个“动物”的攻击。古人类对影像的恐惧，在现代人身上至今还有踪可寻，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被突然出现的自己的影像吓一大跳。

　　与现代人在婴儿阶段认识自己的影像不同，现代人在婴儿阶段认识自己的影像是大脑发育的结果，早期人类在水中认识自己的影像是大脑进化的结果。发育和进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育是生物个体按稳定的遗传模式和生长模式由小到大的过程，发育是个体的，在发育过程中，如果没有基因突变或遗传疾病等因素介入，生物将严格遵守生物钟既定的路线和规则，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发育工作，发育是生物个体生命过程的一个节点，这种量变是纯粹的本能在现，是内因导致结果。

　　进化则不同，进化是一个物种整体性的变异，进化是环境变化和物种被动性适应环境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因素同时在起作用。总体分析，进化并不受遗传控制，是外因导致结果。进化会导致物种分化，导致这种分化的因素有突变和渐变两种，渐变是指生物种群随着逐渐变化的环境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性，如果环境变化的时间足够长久，这个生物种群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譬如大熊猫的祖先是食肉动物，现在却偏爱吃素，以吃箭竹为生。突变在物种进化中具有多大意义现在还很难说，因为个体的突变无异于自绝种群，延续下来的可能性极低。不过也不能完全否定个体突变的意义，比如令人恐怖的蒙古“死亡之虫”，近年科学家研究发现，可能是受矿物质污染后基因突变的蚯蚓。

　　了解了发育和进化的区别，让我们茅塞顿开，现代人所以有能力在婴儿阶段就认识自己的影像，完全是生物钟使然，当大脑发育到这个节点，生物钟就会激活逻辑思维这部复杂的机器。但早期人类没有进化出逻辑思维能力，为了进化出这种思维能力，早期人类可能用了200多万年时间，然后突然在十万年前的某一天出现了奇迹。那也许是个晚霞灿烂的黄昏，也许是一个阳光初升的早晨，A古人在B古人伏下身子喝水的瞬间，突然意识到，B古人眼前的影像跟B古人一模一样。由彼及此，A古人同时明白，自己眼前的影像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人类成为人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第一次知道水中的那个影子是自己，并且直到目前，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具有这种自我认知的能力。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只有当人类拥有了自我认知能力，换言之当人类成了自身的欣赏对象，文化才不再是孤立的现象，才有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也才能称之为文化。离开人类的自我认知，一切都无从谈起，无论古人类留下多少生活痕迹，那也不是文化。简单的打个比方，有些聪明的猴子不但会使用工具，还会制造简单的工具，但它们绝不会认为那就是文化，同时它们也不知道拦河筑坝的水獭也是在创造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逻辑思维的起源就是在人类拥有认知镜像能力的一刹那。

　　因为人类拥有了认知镜像的能力，便使人类在同时产生了人性，虽然早期人类对人性了理解非常狭隘，但与其它动物相比，这已经是质的变化了。这样一路演化下来，人类就有了道德意识、有了罪感、耻感，有了荣誉感。而当时光进入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人类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应该公正、平等，应该彼此尊重，应该克制某些有害的本能欲望。然而资本主义却不是从正面理解人性，反而鼓励人类纵容这些有害的本能欲望，它赤裸裸的宣传，个体的自私自利是推动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对人性的曲解，是用人类从动物阶段遗传下来的本能属性替代人性。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能避免经济危机，究其根源，就在于它鼓励和纵容人类向动物回归，依照丛林法则建构人类社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弱肉强食，有你没我。

　　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个错误的命题。第一、什么叫天择？天择是指人类，还是只动物？而“物竟”又是怎么回事？是指大自然淘汰人类，还是指人类相互淘汰。如果是后者，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种族主义理论，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如果用两个字表述，——物竟。第二、“适者生存”究竟是要让人类适应什么，适应谁？是适应大自然？还是适应某些人的规则？很明显，赫胥黎的观点是要求人类中的大多数人适应少数人的规则。如果按照赫胥黎的观点理解，美国1929年大萧条中死掉的那些人，显然就是人类种群合理的损耗，是物竞天择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类社会的规则是“适者生存”，不适应的人死掉很正常。

　　人类的第二个误区是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人类是地球上的人类，人类与地球上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和存在系统。地球就是人类的家园，只有在这个家园里，人类才能是目前这种形状和性状的人类，离开这个家园，即便侥幸延续下来，人类也会变得面目全非。从天体演化的道理上讲，人类只能是地球上的生物，是地球变迁的产物，两者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一、人类必须饮用地球上的水，第二、人类必须食用地球土壤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和地球上提供的肉食品，第三、人类必须呼吸地球上的空气，第四、地球上的特殊大气压是产生地球人类的至要条件同时也是地球人唯一可以适应的气压环境，第五、地球的体积、重量以及比重是为地球人量身定做的。

　　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明白，无论是人类创造的财富，还是发展科学的目的，都应该以人类和地球为主。人类当然可以了解和探索外太空，但人类不能本末倒置，把别“人”的家园当成自己的家园来对待。人类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和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用到人类和地球保健上，而不是盲目自大的开发火星、开发宇宙。这种行为是非常可笑和滑稽的，无异于一只老鹰要把家安在虎窝里。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关注这些问题，不能任由科学家和政治家为了满足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浪费人类有限的财力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要让他们把资金和资源用到人类的每个分子身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负担起自己的责任，不能任由少数几个人为了那些变态的念头疯狂聚敛财富，然后疯狂花钱。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地球上的资源属于全人类共有，不仅仅属于我们，也属于未来为出生的地球人，我们绝不能允许某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剥夺将来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权。

　　为了保障将来出生的地球人的生存权，人类必须学会有节制的生活，不要贫穷，但也不要奢侈。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在人类种群自然灭绝之前，让所有的地球人都能正常地活着，都有资源可用。

　　所以做以上分析和说明，不单是为了告诫美国人，也是为了告诫我们所有的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是对未来出生的地球人的掠夺和犯罪。地球无疑是人类的资源宝库，然而，自从进入到20世纪，就在短短的一百年时间里，在地球表面以下十公里的范围内的资源，就被人类消耗大半。以这样消耗的速度与消耗量而言，难道要让一千年以后出生的人钻进高温的岩浆里寻找资源么？

　　不知道经济学家是根据什么标准划分三次产业结构的，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这应该不存争议，但第三产业就不那么科学。国际上的惯例是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归类到第三产业中，流弊巨大。

　　房地产业明显属于建筑业，把房地产业划归服务业，人们很容易误判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19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经济出问题以至影响社会稳定，毛病大多出在房地产业上，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因为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连续两次引发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物流运输业看似是车、船、飞机、管道运输的事业，实际上是建筑业起了决定性作用。通常我们说的基本建设，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路、桥、港口、机场、隧道、管道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耗资巨大，对GDP拉动的效果立竿见影，譬如在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中国GDP增长率一下子就高出一个百分点还强。再譬如说洋山港，一下子投进去1300个亿，资金爆炸性的使用，其发挥的威力抵得上半个浦东了。有分析和非常具体的数据表明，2005年以后几年里，每年中国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都高于一万亿人民币。那么在分析物流运输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这个因素了。

　　一般的经济学观点认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经济运行的质量就好，但同时又认为，建筑业的规模必须适度才行。这便成了自相矛盾，因为在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占GDP的比重都很大，最近十年，美国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一直在11%左右。中国的比重更高，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业给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高于两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10%。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不用分析，肯定远远高于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

　　以上分析足够说明，第三产业本身的结构有问题，隐藏了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也就是说，不能把第三产业作为衡量经济运行质量的标准。比如说美国，进入1990年代后，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79.3%，从数字上看，经济运行的质量那是相当的好，但其中11%来自房地产业，结果引爆了美国金融危机。房地产业和物流用固定资产投资就像两枚埋在第三产业里的地雷，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但不论显性还是隐性埋名，只要被触发，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就被它们炸的稀巴烂。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美国的更加严重，县域经济和市级财政主要是靠房地产业和矿产业这两大块支撑着，这正是几个房地产商就能绑架中国经济的深层原因。

　　这个结果说明，必须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从第三产业中剥离出来，或者独立计算，或者划归建筑业，因为物流运输业首先是物流用固定资产的投资，同时也依赖于这种投资，一般的来说，建筑材料包括和建筑相关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的运输，通常可以占到物流总量的三分之一。进入19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在世界服务贸易构成中，国际运输服务占38.5%，国际旅游占28.2%，其他服务占30.8%。此足见物流运输业的威力，美国是全世界物流运输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正因此，便掩盖了物流运输业背后埋藏的巨大隐患，从而误导美国包括全世界对美国经济运行质量的理解。

　　1975年美国GDP构成比例是：第一产业占3.36%，第二产业占33.5%，第三产业占65.1%。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看似很高，实际上是计算的方法所致，如果把房地产业和物流运输业从中剥离，第三产业的数字不会超过45%。建筑业对美国GDP贡献高达14%，没有这个支撑，美国物流运输业想有作为也难。

　　但是到1980年，情况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美国工业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下滑了10个百分点，到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5%。善于思考的福特汽车公司经理菲利普·考德威尔忧心忡忡的说：“美国经济实质上已经成为服务性经济，很少强调扩大制造能力，以满足日益发展的国外耐用品市场的需要。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平民的就业人数增加了一千五百万，即20%，然而几乎所有增加的就业人员都在服务性工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制造职业工人数仅占美国职工总数的25%弱。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我们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制成品，我们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将无力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平衡经济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也许看的更远些，至于有多远，现在的结论是，他们看到的距离仅仅是30年，——1975——2005年。因为2005年以后的事实说明，他们对美国经济所做的转型化处理，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过是30年的虚假繁荣，他们是把一颗大树的主根据掉，然后依靠加强侧根发育的能力给这棵大树提供养料，这样主次颠倒的低级错误，虽然在短时间里可以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从长远利益看，其危害性是致命的。

　　极有见地的，是菲利普·考德威尔所作的预测：“如果中国成功的实现了全面的工业化，那么二、三十年后，我们可能必须像今天和日本激烈竞争那样和中国制造商竞争。”这就是美国企业家的素质。菲利普·考德威尔于1980年3月出任福特汽车公司的CEO，他当时接下的事一大对烂摊子，福特公司在经历了长达5年的高增长期后，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账面上出现了高达14亿美元的巨亏，市场分额不到16%。这是福特汽车公司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菲利普·考德威尔给福特汽车公司德贡献是，6年后，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高达32.9亿美元。1997年——2000年的骄人业绩则震惊日本，四年利润总额高达390亿美元。

　　菲利普·考德威尔非常鄙视索罗斯、巴维特这些人，说他们不务正业，靠投机倒和金融诈骗误导美国和美国人民，他担心美国和美国人信奉的哲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会被金融投机生意摧毁。曾担任尼克松竞选演说起草人的理查德·惠伦，跟菲利普·考德威尔持同样的观点，他说：“美国正在衰退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工厂从美国国内大规模外迁，在低工资国家里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更在于我们自身。我们放弃了曾经使我们领先的那些价值标准、观念以及经商办法，忘记了使我们繁荣强盛的源泉。我们曾一度相信要有行为准则、勤俭、投资以及承担风险的私人企业。但过去数年和当前我们却鼓励、推销和支持了完全相反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造成了我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使我们感到羞愧，也是咎由自取。”

　　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美国企业家和政治责任感的美国政治家，虽然不认同美国经济转型的模式取向，但世界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真理”，——正确的一方往往败给错误的一方。当时光进入1990年，美国经济已经从错位演化成本末倒置，从前的丑角变成了正面人物，金融投机从1929年以后严厉打击的对象，变成了备受舆论、学者、政治家们追捧的明星，反价值观的人反而成了新的具有活力的价值标准，反文化行为变成了文化行为。更尤甚之，美国哲学家竟然呼吁美国社科界和美国人放弃哲学，理查·罗蒂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说，不要研究什么哲学，只要把那些哲学名词和文化符号读懂就足够了。理查·罗蒂否定真理，否定精神追求，否定群体意义，鼓吹现世的而不是现实的实用主义，鼓吹绝对的个人主义。理查·罗蒂的理论给美国和中国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从某种角度上讲，他对今日美国和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及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卖淫嫖娼、吸食毒品、行贿受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受理查·罗蒂思想的影响，吸毒、卖淫、赌博、金融投机在美国都成了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因此由这些行为衍生的商业行为也就成了合法行为。这对法律是个巨大的讽刺，无论拉斯维加斯在管理上多么科学，也只能说是黑道上的规矩，然而在美国它竟然是合法生意。有人分析，美国地下经济的产值不下15000亿美元，至少占有美国GDP总量的10%强，如果加入特服经济着一大块，这个规模肯定高于中国GDP总量。从这里看，美国的社会问题对美国社会既是负面问题同时也是巨大的好处，美国极力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模式，打的旗号是自由、民主、人权，但背后真正的动机则是金钱，是金钱在做怪。

　　从前的配角也摇身一变成了主角，从前的主角则变成了配角。按照中国人的话说，从前的保姆变成了女主人，从前的女主人却下岗了。具体到一家企业来说，因为产品利润下滑，老板就关闭了生产线，然后依靠厂医务室、财会室、计算机室、研发室、话务室、司法顾问、招待所、广告部以及厂球队、文艺队、厂作家、厂歌厅、保龄球馆、健身房、浴池招揽生意……

　　这虽说是个简略的比喻，却揭示了后工业化时代美国的经济形态，当这些大大小小的“三产”形成一定规模以后，经济转型就算大功告成了。

　　事实上，美国经济转型走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子，只不过美国经济转型比这严谨、规范，而且由国家做后盾，美国经济转型用了十年时间就初步实现了，但这种新型经济的起飞则是1990年以后的事，1983年美国每百人又有个人计算机还不到10台，到199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0。美国信息产业技术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983年的微不足道，变成了1993年的24%。汽车工业则变成了4%。

　　这种把“助产（三产）”变成“主产”的经济模式究竟应该怎样界定，目前经济学界还没有一致的见解，中国人习惯上称之为服务型经济。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适用于服务型经济，因为服务型经济是一种十分另类的经济模式。譬如说文化产业，是含有大量精神因素的经济行为，而精神是无法用金钱度量的，比如明星演唱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费，经济学上的任何一种模型都不能套用，正如美国的期货交易，完全不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就是那么几个金融炒家在操作，拉高了就出货，打压到低位再吃进。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价格也是人为操作，把明星的人气炒高了，就雇佣黄牛哄抬票价，最近几年地产商们也在这么干。对于这种经济现象，无论是斯蒂格利兹还是萨缪尔森抑或凯恩斯的理论都不起作用，第一、我们无法分析成本，第二、我们无法构建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供需曲线滑动模型，第三、这有点像谈恋爱，只要自己喜欢，花多少钱都值，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分析了，这种边际收益究竟来自哪里，是脸蛋、身材，还是个人名气、又或者老爸老妈有权有钱。

　　边际收益和边际消费是市场经济学家们的一大发现，但一般人并不了解这其中掩藏的秘密，打个比方说，一个有家室的男人，如果请自己的妻子吃饭，那就构不成边际消费，因为他在这样的消费中得不到边际效用，也就是说得不到最大满足和享受的快感。但要是请别人的妻子或其她女性吃饭，那就构成了边际消费，这种消费对男人来说会产生边际效用。每增加一单位的边际消费，他收获的边际效用就越多用经济学家的话解释就是享受的心理快乐越多。因此，男人在边际消费的过程中，必然要追求边际效用的最大化。但仅仅依靠量的变化，无法实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唯一的途径是通过质的变化也就是拥有边际收益的女子，才能实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

　　那么什么是女子的边际收益或者什么样的女子才能有边际收益呢。从女人本身来讲，漂亮的脸蛋、摇曳的身姿、个人社会名气以及有权有势的家庭背景，都是构成边际收益的要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世间女子都有边际效用，区别在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不同。这便涉及到美学问题。我们知道，美具有两种性质，即客观性和主观性。从客观性上来讲，美女是大家公认的绩优股，所以大家争相入场吸货，但最终结果是，一跟到底的未必赚，半路出货的也未必赚，只有一个人可能赚，个别人则是有赚有赔。透彻一点说，赚与赔都是自己感觉上的事，感觉赚了便赚了，感觉赔了便赔了。从主观性上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感觉她美丽，麻子放光彩，瘸子也来派。那么就给经济学家出了个大难题，这种精神商品的买卖关系可该怎样分析呢？

　　再一个问题也必须考虑，比如好莱坞的大片，可能暴利惊人，也可能卖砸了锅，它并不像汽车或计算机那样受市场引导。为了符合市场“需求”，并有效的培育和引导市场，好莱坞就不得不制作“对路”产品，——恐怖、血腥、暴力、淫秽影片。美国人管这叫商业文化。从道德和伦理角度说，把这样的“文化”用武力方式推销给别人，与战争没有任何区别，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用他的理论分析过贸易。现在的美国，毒品贸易额每年高达2000亿美元，经济学家却集体失语，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这种特殊的经济行为。

　　服务型经济总体上说没有规律可循，不同“产业”有不同的“产业”特点，比如说同样做律师，有人一分钟就能收入几百美元，但他给客户带来的收益，可能只是别人的一句道歉。而有的律师一个小时只收几百美元，但他却能为客户带来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很明显的，如果按照个人贡献与个人收入挂钩的原理分析，律师产业就是说不同的。

　　经济学无疑是研究经济行为的，但是对发生在边沿经济领域的经济行为就失去用武之地。

　　美国经济转型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一是要把利润很低的制造业小心谨慎的转移到国外，而且必须赚钱；二是制造业外迁后，必须保障美国人有足够的生活日用品；三是在制造业外迁的同时，大量的下岗人员必须能在其他新兴产业找到工作；四是这些新兴产业必须能够保障美国在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总量中的领先优势，亦即不降低而且必须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换句话说美国依然有能力左右世界；五是必须迅速扩大新兴产业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有效的保护其利益。

　　前四个问题基本不构成问题，正如1993年美国人自己说的那样，美国经济已形成“新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不但是美国人自己的看法，全世界也一致认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重新摘取了世界经济竞争力第一的桂冠，从1990年开始，美国商品出口年增长率连续四年高达5.6%，在国际出口总额中，美国的占有率高达12.6%，世界十大银行中，1985年美国交了白卷，到1994年美国一家独占七席，全球五百强企业中，美国一家占了162席。全球五十家赢利最多的企业中，有31家来自美国。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的失业率虽然偶有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下降，下面几组数字可见1961年以后及90年代美国失业率变化情况：

　　九十年代美国失业率逐年降低的事实说明，美国经济转型在技术层面上做的无可挑剔，既没有引发失业潮，也没有导致美元贬值，1989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或曰相对收入迅速提高。

　　改革是1980年代全世界的主旋律，中国的思路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小步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概括起来一句话：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1989年出了大问题，但根源不在经济上，而是政治开放走过了头，政治上急躁冒进，从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严格的意义上讲，1989年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是部门各自为政追逐自身利益和权力者的特殊化现象，官倒的确存在，但钱并没有装进哪个领导腰包。如果把1989年的问题归咎到腐败、权钱交易，现在会让人觉得非常滑稽可笑。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可谓肆无忌惮，但却看不到引发大规模动荡的可能性，因为政治上比较小心。

　　但苏联不愿意畏畏缩缩，苏联的改革首先是从政治改革开始，刚愎自用的戈尔巴乔夫权力还没有稳固，就急不可待的吹响了新思维的号角，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开篇即说：“改革是业已成熟的需要”，然后的事实所证明，即不成熟，也不需要，他最最需要的是调动一起积极因素反腐败。1980年代苏联社会所有矛盾的焦点是肆无忌惮的腐败及由此派生的影子经济，影子经济总量占苏联国民经济总量的25%，其收益相当于苏联的军费开支。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此消彼长，苏联的国民经济总量就会增加50%。但戈尔巴乔夫却选择了相反的做法，不是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努力满足他们的愿望，把苏联经济划分成两部分，即俄罗斯经济体和加盟共和国经济体，这无疑是告诉苏联的少数民族，好处只能由俄罗斯人独占，吃亏你们大家背。这个做法与南联盟塞尔维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区别在于，南联盟分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倡议，而苏联分家则是俄罗斯人的倡议，既如此，人家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说在苏联存在其间，少数民族吃了大亏，但从今后分家另过，再不受你的窝囊气。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就这么分崩离析了。

　　分家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普通老百姓分家，没有三年日子都缓不过来，何况身躯庞大、行动笨拙的苏联帝国。苏联经济是一体化性质的经济，各加盟共和国各自有明确的经济分工，如今解体了，你有的我没有他也没有，我有的他没有你也没有。完整的工业和经济体系，就此被拆得七零八落，大家无一不是缺东少西。

　　成绩优异的当然是美国，在八十年代里，身为两任总统的里根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经济转型，二是“星球大战”，三是颠覆苏联。这三件事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美国的信息产业、版权产业、超微产业当年都是“星球大战”计划的重中之重，这些新兴产业一方面填补了制造业外移留下的经济真空，另一方面拖垮了本已气喘吁吁的苏联经济，可谓是一举三得。

　　里根的办法很原始，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但非常的实用。一是腾笼换鸟经济转型，制造业及低利润企业一概外迁，取而代之的是信息产业、版权产业、娱乐产业、律师产业、特服产业和民企业，环境保护产业和超微产业当然也很重要，这在前边已有分析。为了给这些新型产业创造国际生存空间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新型产业的利益，美国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凡是在经济转型后不利于美国的条款，或删或增，比如美国综合贸易法中专门针对中国的“超级301条落”和“特别301条款”都是在1988年出现在美国法律条文中的，美国国会议员动辄以此威胁中国。1988年美国还修改了美国关税法中的337条款，这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337条款强化了美国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涉及专利权、商标权、版权、或集成电路芯片布图设计专有权等，337条款给美国带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进入21世纪后，仅版权产业一项，就占了美国国民经济总量的33%，版权产业是美国所有产业中的龙头老大，超过了航空、航天、汽车和它的三大出口支柱产业。337条款后来也成了美国要挟中国的另一大利器。1988年，美国在法律中加入了很多霸王条款，但客观的说，其中有些条款是双刃剑，限制别人的同时，对自己也非常不利，因为美国制造业外迁后，美国经济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而这些条款实际上等于损害了美国海外企业的利益。

　　三是兼并，通过资产的重组，打造企业航空母舰。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企业的春秋战国时代，俗称“世纪大兼并”，一些大企业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股票收购、并购、股权债权转让（有人说趁人之危）、合资等形式鲸吞中小企业。

　　这样冷酷的兼并对美国、美国人、美国经济究竟是福还是祸，按照莱维·巴特拉30年一个周期的观点分析，无疑要到21世纪才能见分晓。

　　包括老牌的并且在华尔街当过头牌的雷曼兄弟，在这次兼并潮中也未能幸免，1984年，美国运通公司以3.6亿美元的开价，收购了雷曼兄弟公司。不过必须承认，这次收购虽然在道义上有落井下石之嫌，手法还算很人道，当时雷曼兄弟手中仅有3亿美元资金。1994年，运通主动剥离非核心业务，把雷曼踢出来，雷曼又获得新生。独立后的雷曼虽然开局不利，但经过调整迅速从华尔街脱颖而出，市场价从1994年的20亿美元爆增到2007年的450亿美元，然后从天上一跤跌下来，现在的雷曼已经是个历史名词。

　　雷曼事件是个巨大的阴谋，是高盛、对冲基金、美联储以默契形式联手做的局，甚至还包括CNBC。

　　美国对冲基金的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从理论上说，这群配合默契一呼百应的金融流氓，只要他们想做，包括高盛也必死无疑。高盛虽大，手中也不可能有2万亿美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有人没准会说，高盛可以在一夜之间“隔夜拆借”到2万亿美元，理论上当然成立，但事实上是不可能，这个作恶多端的恶魔，不知有多少人巴望着他倒霉呢，假如有一天高盛遇到了支付危机，别指望有人帮忙，没准还上来踩他两脚。但问题在于，对冲基金不敢去太岁头上动土。人所共知，高盛的人主宰着美国政府、美联储、美国国会，包括中央情报局高盛也指挥得动，如果对冲基金敢对高盛下手，高盛一定会修改美国法律，让“卖空”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卖空”是对冲基金赚钱的看家法宝，如果法律禁止“卖空”，那就是对冲基金的末日。深知个中利害的对冲基金，做了最明智的选择，——与高盛狼狈为奸。只要是高盛不喜欢的，一个眼神或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他们就像狼一样的扑过去，一瞬间把猎物生吞活剥，皮毛不留。2008年，一封来自高盛的匿名电子邮件外加CNBC的两张黑嘴，转瞬之间，数座金融大厦轰然坍塌，——贝尔斯登、雷曼、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美国国际集团、华盛顿互惠银行、美联银行。仅仅一个月时间，CNBC电子屏幕上滚动的黑名单无一幸免。

　　搞垮这些公司的手法是千篇一律的——无券卖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则从头到尾都一直冷眼观战，中情局也仅仅是象征性的调查一下，走完过场，万事大吉。

　　“无券卖空”中国股民并不懂，其实原理很简单，打个比方说，张三是养鸡专业户，他有技术、懂市场，同村的养鸡户李四、王五、赵六、陈七、马八把自家的鸡交给他代养，每年从中拿一定的分红。刘九不养鸡，但是他发现了市场秘密，如果把张三养鸡场里的鸡拿出来卖掉，然后隔一段时间，等鸡价从10元一斤降到5元一斤的时候，买相同数量的鸡还回去，他从中每斤就可以赚到5元钱。这就是“无券卖空”。问题是，刘九把张三养鸡场里的鸡卖掉后，张三赚到的鸡蛋钱就会下降，张三赚钱有三个来源，一是鸡生蛋，二是蛋生鸡，三是马太效应，养鸡场规模越大，来送鸡的客户就越多。这就是边际收益。反过来，如果鸡场里的鸡少了，人们就会怀疑他养鸡的能力，是不是真的赚钱，那么不但不会有新客户来，同时老客户也会走人。毫无疑问，张三的养鸡场也就黄摊了。比这尤为严重的是，刘九赚钱以后，二狗子、大忽悠、小丢子也看出了窍门，也加入到“卖空”的行列，几个人一联手，三五天时间，张三的养鸡场就歇菜了。

　　“无券卖空”是有风险的，如果市场上鸡的价格上涨，那么“卖空”的刘九等人就会赔钱，为了防止赔钱，刘九等人就打组合拳，“卖空”张三鸡场的同时，“做多”另外一家养殖场。一般的市场规律是，当鸡肉价格下降的时候，猪肉的价格肯定会高涨，比如说禽流感流行的时期，养鸡户就赔钱，但养猪户就会赚大钱，所以刘九等人就两头做，这头“卖空”张三的养鸡场，那头“做多”苏三的养猪场，如果在张三这头赔了，就用苏三那头赚的来补。因为是成双成对的做，对冲基金几乎没有赔的。

　　雅虎大股东之一臭名昭著的兼并流氓卡尔·伊卡恩，当年就是靠“对冲”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几万美元一下子翻了28000倍。在1980年代的兼并大潮中卡尔·伊卡恩更是出尽风头，一跃跻身世界亿万富豪榜前五十名。卡尔·伊卡恩就像个吃人的恶魔，无论是谁只要让他盯上了，必定是血本无归。有人形容卡尔·伊卡恩是血腥贪婪的非洲猎狗，在他的眼里无一不是猎物。这个在军营和街头靠玩“三张”游戏艰难长大的孩子，没有学到友善、宽容、帮助，反而却从中体悟到人性的冷酷和残忍，他坚信，所谓生存，就是人淘汰人的游戏；所谓社会，就是人吃人的舞台。他目光像狼一样的阴森、狡猾、血腥，当他揣着从证券交易中赢来的第一捅金的时候，目光就已经盯上了全美国，甚至包括波音、福特、克莱斯勒这些企业巨人。当他告诉谁：“我一直都在购买你的债券”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套用小沈阳那句经典的台词，卡尔·伊卡恩的生存哲学就是：走别人的走，让别人无路可走。80年代的美国企业兼并是血腥的，这根本不像市场，更像赌场，有钱的玩死没钱的，会出老千的玩死守规矩的，运气好的玩死点背的。到了90年代初，美国企业格局已经面目全非，许许多多老牌的公司都被淘汰出局。

　　让美国尴尬的是第六种矛盾：——收之桑榆，失之东隅。制造业外迁后，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比如长达13年的中美贸易大战，看似是中国吃亏，实际上美国也没占便宜，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美元升值虽然能够提高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采购能力，这无疑有利于提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时降低贫困人口数量，但却降低了美国国内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将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元贬值虽然能够提高美国国内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无疑有利于美国企业和企业家同时会缩减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却降低了美元的购买力，美国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同时贫困人口数量会上升。

　　在矛盾中世界适应着美国，美国也开始学习着适应世界，因为它需要中国价格低廉的商品，需要中东、俄罗斯、利比亚、委内瑞拉的石油，需要印度的软件，同时它还需要钱。八十年代后期美国虽然软实力上取得巨大优势，但如果跟国际上的需求不配套，那就成了皇帝的女儿。打个比方说，《米老鼠和唐老鸭》错位的艺术组合虽然搞笑，但如果别人看不懂，看了不笑，就只能是满足内需的产品。NBA虽然精彩，但中国人更喜欢看乒乓球，中央电视电台显然不会购买转播权。好莱坞盛产大片：《蜘蛛侠》、《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要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看了就呕吐，好莱坞就别指望中国市场。《哈里波特》美国孩子看了就上瘾，没准是中国孩子的催眠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就像美国人看不懂中国的京剧一样，中国人也是门外汉。百老汇的音乐剧既有政治标准又有艺术标准，科技含量高的没法形容，音乐剧是对诸多学科的艺术整合，文学、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声光艺术、电影、杂技、魔术等等可谓包罗万象，耗资巨大，但中国人看上5分钟就睡着了。

　　八十年代中期，日本人拍着胸脯说，五年最多十年，中国就会成为音乐剧大国，带着这种19世纪80年代代判读中国人的极度自负的自信，十年后的一天，日本人带着《西区故事》和《美女与野兽》来敲中国的大门，最终铩羽而归。于是日本人懂了，要想让日本的音乐剧在中国打开市场，首先必须培育中国的市场，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人出钱在中国艺术院校建立自己的演员基地，花钱送中国年轻人去日本深造，花钱帮中国人拍戏，效果如何，目前很难说。音乐剧不是相声小品，移情归根结底是艺术授体与受众的心灵共鸣，在受众的观念里存储着艺术原形，所以艺术一经展示，就能在顷刻间激活受众的情感需要。音乐剧是西方的歌剧艺术表现形式，它表现的艺术原形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一般都有很大出入，所以对中国人而言，这种本身就强调必须借助抽象、幻想感知的艺术，不但抽象，简直是不可理喻。日本人总以为很懂中国，其实一直未懂。

　　真懂中国和中国人的是美国人，美国人比日本人聪明绝顶，或者说不像日本人那么一根筋，虽说《悲惨世界》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赚足了彩头，但美国人并不糊涂这其中是怎么回事。上海人骨子里就是商人，所以赢得上海人的喝彩，不是因为音乐剧本身的魅力，而是因为美国的魅力，只要是美国的东西，上海人统统喜欢，他也许看不懂，但他会来捧场。对中国社会来讲，任何一种西方艺术，如果想打开中国的市场，重要的不是去占领上海，而是必须打动北京、西安、南京和长春人，这四个城市才真正的代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对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准。

　　从上海回去后，美国人放弃了音乐剧，再来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米老鼠和唐老鸭》、《乱世佳人》（飘）、《大西洋底下来的人》、《加力森敢死队》、《草原小屋》，这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人骨子里立体的审美和精神需求。《米老鼠和唐老鸭》匪夷所思的想象，让习惯了线式思维的中国人叹为观止，不由得激发了中国人了解美国和美国人的欲望，这些好笑的美国佬，怎么跟以往电影和画报上的美国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那样的逗趣、诙谐、达观，他们不是用善与恶去理解世界，而是用兼容、共处、平等处理生活。《米老鼠和唐老鸭》老少咸宜，播出时万人空巷。《大西洋底下来的人》打开了中国人探求科学、热爱知识的心扉，科学和知识一片苍白的中国忽然发现，不看不知道，世纪真奇妙。《加力森敢死队》则符合60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取向，爱拼才会赢，想活得更好，就得敢冒风险。《草原小屋》以19世纪70年代俄克拉玛州乡村为背景，描写了一户纯朴、勤劳的农民家庭和谐、欢乐的感人故事。在以往的中国电影中，拓荒者一律是苦大怨深的形象，饥寒交迫，驼背弯腰，夏天一家人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冬天一家人蜷缩成团。要么就是些面无表情、心如死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形象。《草原小屋》则让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另一种人的另一种活法和生存观，这个家庭人人平等，父亲总是面带笑容，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极度自信，他对妻儿呵护备至，虎背熊腰的汉子，却有女人般揉嫩的情怀，不像中国的父亲或丈夫，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威严的喝斥老婆孩子，他跟子女既是父子关系也是朋友关系，一个夏天，两岁的小不点穿着衣服、鞋子进水盆里喜刷刷、喜刷刷，中国父亲一定会把女儿抱出来，然后教育她一番，他这位父亲则是另一种心态，他对妻子微笑说：瞧吧，连衣服都帮你洗了。二女儿身体有残疾，但父亲没并没有像中国父亲那样给她额外的呵护，而是鼓励她跟别的孩子一样，去竞争去奋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身体残疾并不代表能力也残疾。

　　《草原小屋》顿时把中国人带入剧情，从这一刻起，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我们对家的理解，我们的家庭文化、家庭秩序是否真的就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好，我们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爱的模式真的是成功的吗？进而联想到，我们的生存方式、生存态度以至我们的文化、哲学、价值观是正确的吗？

　　《乱世佳人》描写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恶狼陀（亚特兰大）一户富家女孩的爱情悲喜剧，但他真正想展示给中国人的，是美国文化的宽容与和解精神，战争结束了，居然没有战犯，没有逃兵、没有叛徒、没有奸细，战场上兵戎相见杀红了眼的敌手，面对面坐到一起谈上了生意，他们没有说“相逢一笑泯恩仇”，也不用赔礼道歉，仿佛以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当然，对中国人而论，《乱世佳人》是各做各菜，女人从中体验爱情，各个津津乐道，有滋有味；男人从中体验婚姻，一旦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这一辈子就彻底交待了。同期登陆中国的还有《根》，如果说前边的文学作品都是正面描写美国，《根》则是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现象不加掩饰的批判，在这个社会，解放了的奴隶，还是奴隶。《根》不但让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另一面，也看到了美国人的自我批判精神。

　　从1949年以后，美国一直幻想着从三条不同的路径进入中国：朝鲜半岛、印支半岛、亚东走廊，结果无一不是失败。但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它以文化为载体，跳着轻快的华尔兹，表情妩媚的飘洋过海。

　　一枚糖衣炮弹，胜过千万吨钢铁，中国和中国人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这是一种过电的感觉，让中国人的心灵和中国社会微起波澜，有一点痒、有一点疼痛、有一点失落、有一点妒忌、还有一点陶醉和甜蜜。

　　我们曾经反反复复的念叨“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但我们很少有人思考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含义，美国人比我们聪明，他们非常清醒，经济一体化就是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生存态度甚至是政治的一体化，当有那么一天，中国人都美国人化了的时候，中国的大市场就被美国彻底攻克了，只有拥有中国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是货真价实的一体化，那么美国经济转型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

　　最早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经济学教授简·丁伯根，他使用纯数学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