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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球吧体育写在开始：终于，我们要聊到中国流行乐了——说实话，一想到这个就有点脑袋大。

　　它没有坚实的基础土壤——整个现代流行乐理论和产业形式可以说都是从西方照搬而来，而中国传统通俗音乐则深受重创；也没有和平的发展环境——战乱，思想斗争、美学观念上冲击，几十年来从未停止过；甚至没有一个全面而公正的审视——现在市面上极少有能够真正完整复盘整个中国现代流行音乐发展的作品，多以通史简述为主，对于音乐审美潮流、风格变化的观察尤为稀少。

　　资料汇集比较全面的可以参考李罡主编，尤静波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2015年版）。不过，其中资料也多有陈旧，停留在21世纪初，对于近些年的流行乐以及音乐产业的梳理尤为稀少，对于现代音乐人的客观评价就更为稀有了。

　　尤静波教授现在已经移居美国，在Youtube上开设专栏《YOUMUSIC尤教授谈音说乐》，介绍了不少流行音乐以及音乐科普的知识，喜欢的可以看看

　　我们接下来要干的就是这么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我们此前无数次说过，观望历史是为了照见现在，很多站在现代视角看起来难以理解的问题，是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的——而现在，我们就准备逐渐将最后的几块拼图拼下来，并尽量呈现出一个完整（但可能不够详细）的音乐景观图来。

　　当然，我们这一篇章的重点会放在当代——不过，作为衔接，首先还是有一些内容会加以补充。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流行乐在世界和中国的开端开始。

　　美国是二十世纪流行乐的发展中心，也是主要发源地，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清楚了。除了布鲁斯和爵士乐的起源，也包括整个流行乐产业链的开端，叮砰巷、百老汇，也是从美国破土而出的。

　　20世纪初西方音乐和理论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我们此前已经介绍过了，在此不做赘述。（）

　　而上海，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它迅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并且迅速被西方各国划定了租界。这一系列的影响，也让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充满了西方特征的国际都市。

　　20年代之前，上海的市民娱乐主要集中在戏院，茶馆和饭店，到处都可以听到地方戏曲和民间小调。

　　五四运动之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的文明和思想的首要传播领地，西式的流行音乐，也首当其冲地占领了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

　　同时，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音乐日益兴盛。这些音乐作品随着殖民文化一同来到了上海滩，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谈球吧体育。

　　西方古典乐，中国的民间戏曲、小调、学堂乐歌和美国的爵士乐，在这片十里洋场聚集，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也就是在这样丰富而多元化的音乐、以及新时代思潮的引领下，产生了中国流行乐的萌芽。

　　此前学堂乐歌、传统音乐和外来的西方古典乐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就简单说一下美国爵士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

　　由于早期爵士乐具有典型的舞蹈节奏，因此迅速风靡于上海的歌舞厅，并且随着唱片形式传播。同时，好莱坞的电影也随之传入电影，其中伴着爵士乐的歌舞表演在上海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歌舞表演也从此和流行歌曲一起成为中国流行乐的重要形式。

　　受到爵士乐的影响，一些作曲家开始在创作中融入爵士乐元素。尤其是在编曲上，很多人会选择采用爵士乐队伴奏以及爵士化的和声。在节拍上，广泛采用2/4拍，形成轻快而富有律动感的节奏。

　　这些新式的作品在和声、节奏和中国传统音乐大相径庭，而由此，也让中国流行音乐的概念更加明确了。因此，爵士乐是催生中国流行乐最重要的元素。而这也成为接下来几十年的风潮。

　　20年代前期，上海已经流露出来了一些流行音乐的发展迹象，不过基本上都是以外来形式为主，城市小调、戏曲、曲艺仍然是市民文化消遣的主要对象。

　　1927年，黎锦晖在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启下，创作出了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序幕。

　　《毛毛雨》创作于1927年，1928年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首版唱片，由黎明晖演唱，“明月音乐会”伴奏，采用的是民乐队伴奏，风格倾向于民间小调。

　　1934年，百代公司再次翻录了这首歌曲，依然由黎明晖演唱，但采用了中西乐混合伴奏，由百代音乐团担任伴奏，风格倾向于狐步舞曲。

　　从整体来看，《毛毛雨》是一首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西洋音乐手法相结合的作品。

　　从旋律上看，它具有民间小调的特征，采用了民族五声调式，但是在伴奏方面则选择了当时在上海盛行的西式乐队，节奏上呈现出了一些西方流行音乐的特征。

　　在演唱上，该曲的首唱者是黎锦晖之女黎明晖，采用的是传统的民间唱法，嗓音直白、尖细。

　　在歌词方面，黎锦晖打破了封建礼仪的束缚，大胆的写出了男女之间的纯朴爱情，在当时被称为“家庭爱情歌曲”，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后，新女性突破长期封建思想束缚的觉醒，因此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虽然作品深受广大听众喜爱，但是它和它的作者却同时因为风格过于直白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责。当时这首歌被蔑称为“靡靡之音”，而黎锦晖和另外两位先锋人物刘海粟、张竞生一同被污称为“上海滩三大文妖”。

　　不过，黎锦晖并没因此放弃尝试，而是坚持创作了一大批流行歌曲，为中国流行音乐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

　　黎锦晖（1891~1967），字均荃，1891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城郊石印乡白竹村，家有兄弟姐妹十一人，他在家排行第二。他的父亲黎培銮是晚清秀才，其八个儿子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都具有较大影响，人称“黎氏八骏”。

　　他在1920年代后期创作了中国第一批“家庭爱情歌曲”（即当时的流行歌曲），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歌舞表演团体“明月歌舞团”，他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不仅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在文学史、戏剧史和教育史上也都具有重要地位。

　　黎锦晖从小深受民间音乐和戏曲的影响，接触古琴和吹、拉、弹、打等乐器，熟知湘剧、汉剧、昆曲、花鼓戏等戏曲。

　　中学时，又接出道“学堂乐歌”，后来自学西洋音乐理论。他自小经历新式教育，在国立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被湖南省教育会主办的单级师范教练所聘为兼职乐歌教员。

　　早年，他积极投身于文字以及教育工作，并曾经编写小学教科书及绘制插图。这一段时间，他并开始尝试采用民间乐曲填词，编写教材。

　　1919年，他参加到其兄黎锦熙发起的“国语统一运动”中，并成为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首批成员之一。

　　1919年，黎锦晖加入由蔡元培任会长的“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并担任“潇湘乐组”组长。“五四”运动后，黎锦晖开始投入到新文化、新音乐推广中。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实施“新学制课程标准”，黎锦晖编写的《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经教育部审定，于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其中很多关于儿童题材的课文，后来均成为其儿童音乐创作的来源。

　　1921年，黎锦晖南下上海，任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教务主任，后任校长。期间，他提倡“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并开始创作儿童歌曲，其中著名的《老虎叫门》就创作于该时期。此后十余年，由他创作的一批儿童歌舞剧相继问世。1922年，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和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寒衣曲》相继被灌成唱片。此时，他正式打出了“明月音乐会”的旗号。

　　1922年，黎锦晖创办了著名的儿童周刊《小朋友》，影响甚广。此后，他的大部分儿童音乐作品先后通过《小朋友》陆续发表。1926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语专”停办，他辞去了原来的一切职务，开始全心投入中国歌舞事业。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修学校，亲任校长。

　　同年7月，黎锦晖以“歌专”为基础，在上海发起了规模盛大的“中华歌舞大会”，由他创作的《总理纪念歌》《麻雀与小孩》《落花流水》《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三蝴蝶》等作品引起巨大反响，初演四天，轰动全市。

　　虽然，在节目质量上受到了大众的肯定，但是在大革命失败的社会背景下，在经济和政治压力下，“歌专”在创办一年后被迫停办。

　　随后，他又创办了一所“美美女校”，以原来“歌专”的师生为基础，又吸收了钱蓁蓁、王人美、王人艺等演员，并排练了多套表演节目。

　　不久，“美美女校”又宣告结束，此后黎锦晖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家商业化歌舞表演团体——中华歌舞团。歌舞团成员有黎明晖、徐来、章锦文、薛玲仙、王人美、钱蓁蓁、严折西、谭光友、黎锦光、王人艺、王人路等三十余人。歌舞团经过精心排练后，开始在杭州、宁波一带公演，十分卖座。

　　1928年5月，中华歌舞团在黎锦晖的带领下赴香港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并远赴南洋巡演，历时八九个月，遍及南洋群岛二十多个城市，途经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榔屿、曼谷、马六甲、巴达维亚（雅加达）、三宝垅、苏门答腊等地。

　　所到之处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黎锦晖不善经营，最后导致亏本，最终“中华歌舞团”于1929年初在雅加达就地解散。

　　歌舞团解散后，黎锦晖盘缠散尽，为筹措回国路费，他与女儿黎明晖以及徐来等人暂居新加坡。与此同时，由他创作的《毛毛雨》在上海极为畅销，于是他通过上海的朋友接下了一笔“买卖”，创作一批类似《毛毛雨》的爱情歌曲。

　　在此后八个月中，黎锦晖创作了一百首“家庭爱情歌曲”分批寄回上海，获得稿费后返回了国内。1929年至1930年，他的“家庭爱情歌曲”经由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曲。

　　1929年11月，黎锦晖决定在北平重组歌舞团，取名“明月歌剧社”。1930年，“明月社”从上海出发北上北平开始招生，吸收了胡笳、张静姝、赵晓镜、张簧等人。经过短期紧张排练后，黎锦晖决定先在清华大学免费公演，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北京各大学校、天津接连发来邀请。

　　1930年代初，黎锦晖的作品经由百代、胜利、高亭、蓓开各公司被灌制成唱片，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931年5月，黎锦晖和联华影业公司签订合同，加入“联华”将“明月歌剧社”改名为“联华歌舞班”。演员的工资和膳宿由联华公司安排，这样一来减少了黎锦晖的经济压力，他便专心致力于音乐创作。同年，年仅十九岁的聂守信（聂耳）经面试加入歌舞班，同时孤女周小红（周璇）也经人介绍进入歌舞班，在黎锦晖的培养下二人均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黎锦晖开始创国救亡歌曲。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又出版了《爱国歌曲》一集，并在歌舞演出中加进了大量的爱国节目。1932年，因局势动荡，联华公司结束了“联华歌舞班”。

　　“明月社”解散后，黎锦晖除了继续创作流行歌曲外开始研究爵士乐，并为舞厅组建乐队编写舞曲。

　　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批具有爵士、舞曲风格的伴舞音乐，同时对原来创作的一批流行歌曲进行重新录制，其中也融入了爵士乐、舞曲音乐的元素。

　　与此同时，黎锦晖一边搞舞厅音乐，一边为电影公司创作电影音乐，如创作了《银河双星》《春潮》《春风杨柳》《人间仙子》等多部电影歌曲，也为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大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同时，他还出版了歌曲集等出版物数十种。

　　由此，稿费和版税收入使黎锦晖的经济状况日益好转。但是，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政府几次下令禁止演唱《毛毛雨》《桃花江》等爱情歌曲，同时也将《葡萄仙子》《春天的快乐》《三蝴蝶》等儿童歌舞剧一并禁止，并引来了各方指责，批评他的音乐为“淫乐”，使其在精神上大受打击。

　　黎锦晖的经济状况好转之后，又于1935年再度重组“明月社”，并聘请菲律宾音乐教师、澳大利亚舞蹈教师进行训练，计划排练一些新作品，待日后再赴南洋演出。

　　但是，情况并未如其所料，1936年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大规模二十八场演出后，以负债告终。此时，黎锦晖已无力再经营“明月社”，最终“明月社”由他的七弟黎锦光接管。1936年5月，黎锦晖的“明月歌剧社”因此终结。

　　1936年，黎锦晖在南京听从田汉的劝告：“上海必将沦陷，最好早日离开，以免被日寇所利用”。黎锦晖毅然放弃了上海，带着新婚妻子回到长沙，临走前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轮明月下南洋，两袖清风返故乡。”

　　至此，黎锦晖的音乐事业开始由盛转衰，从此他的音乐再也没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将音乐创作和儿童教育相结合，创作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和二十四首儿童歌曲，对中国近代儿童音乐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对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研究和贡献却并没收获相应的尊敬，甚至一度付出了深重的代价。

　　他将音乐创作和文化需求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河；他将音乐活动和市场需求相结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歌舞学校“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歌舞演出的歌舞团体“中华歌舞团”（后改为“明月歌舞团”）。

　　黎锦晖以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将民歌、戏曲等民族音乐和爵士、舞曲等欧美音乐相结合，对中国近代歌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新音乐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